原文發表於Nikkei Asian Review

三年前，我從硅谷回到香港。當時的我曾認為，香港獨佔天時、地利、人和，是設立一家創業公司的不二選擇。

而政府成立大灣區的消息無疑是重大利好。大灣區將香港、臨近城市深圳與省會城市廣州聯系在一起，整體定位對標舊金山灣區，打造下一個硅谷。

大灣區的設想於今年春天進行了鋪天蓋地的宣傳。但從夏天開始，這個美好願景顯得是那樣遙遠。在持續不斷的抗議活動中，內地與香港似乎漸行漸遠。同時，香港所面臨的分裂比半個世紀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嚴重。

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人，他們與內地的疏離程度較以往更甚。他們正陷入對職業前景前所未有的焦慮之中，需要一個全新的願景幫助他們重拾對未來的信心。

但是顯然，由政府主導，旨在建設中國硅谷的大灣區計劃沒有抓住香港年輕人的心。時至今日，香港需要的遠遠不止政策上的改變。

事實上，香港已經擁有了建設硅谷所需要的一切，基礎設施、人才、多樣性......香港缺乏的，是對創業精神的接納，缺少的是對創業中企業運營、人才雇傭等方面的文化支撐。

在大灣區內部，勞動力的流動還僅僅存在於設想。而在加州，我常常坐火車，從舊金山沿著海灣往南到Palo Alto。我的大部分同事都會住在灣區東部，因為那裡的房價更便宜。

相比之下，盡管近兩年來，大灣區的基礎設施正在逐漸完善，但人們對在一個城市居住而在另一個城市工作的生活方式接受程度仍然很低。尤其是在香港，我們很難找到願意北上幾十公裡，探索新的科技領域的優秀人才。

當然，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香港對金融行業的極度推崇。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香港的一家銀行工作，但很快我就進入了一家科技公司。我常常鼓勵年輕人在快節奏的初創公司裡中探索新事物。

但現實情況是，在2017年和2018年的夏天，我們公司所有的香港實習生在畢業後都選擇加入了香港的投行。今年夏天，其中一個香港本地實習生最終決定加入一家對沖基金。

同樣，在香港參加大學招聘會時，我們常常被當做「二等公民」對待。就連在香港開設銀行賬戶，由於我們無法出示以往的銀行對賬單，也遭到了香港銀行的百般刁難。

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對於香港來說，從政策層面推動創業只能浮於表面。目前香港，憤世嫉俗的青年、明星八卦消息以及金融、房地產大亨動態才是社會的主流聲音。相比政策，文化更難被創造。而只有學習到了硅谷文化上的精髓，大灣區才能真正成為東方的硅谷。

文化上的多樣性是硅谷成功的另一關鍵因素。在硅谷，一大部分獨角獸公司是由移民創辦的。Facebook的創始人扎克伯格出生於南非，Google的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來自俄羅斯，他們現在已經成為硅谷的精神領袖。

香港和舊金山都擁有接近60萬左右的海外移民人口。由於美國的移民政策，對於很多外國人來說，美國已經不再那麼受歡迎，這正是大灣區的機會。然而在目前，還沒有外國人才或者國際化公司能在大灣區的規劃中扮演關鍵角色。

國際化與文化多元化讓香港成為了大灣區皇冠上的一顆明珠，香港可以成為中國科技和全球科技之間交流的重要入口。

硅谷有馬斯克和喬布斯這樣的創業精神領袖，香港年輕人更需要這樣的創業精神領袖，讓他們看到新的事物與未來的希望，而不再是老舊的房地產大亨的故事。

創新精神和文化是建立創新之都的基本要求。要復制硅谷的成功，香港需要政府、企業、學校、媒體和普通香港市民共同努力，建立一種多元化、求知欲強和極度包容的創業文化。